[材料]【经典阅读】写尽科举时代的沧桑浮沉 — 《儒林外史》读后感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劲情绪，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吴敬梓先生所云，在那封建科举时代，是何其的形象呵！

追溯千余年科举历史之河，科举制度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世人对其评价也是争论不断，声音不一。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的认识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认为，研究封建科举的角度应从价值和警示来分辨和讨论，万不可全盘否定、混为一谈。因此，就其存在之久远，在儒林名士心中难以撼动的地位而言，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首先，它打破了官僚阶层的世袭状况，使得读书人经过选拔而得到参与政事、接近核心权力并施展才华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略有夸张，实则不无道理。不仅如此，它的有效推行大大提高了官僚阶层的知识能力和整体素质。纵观隋唐至明清，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王维、文天祥、吕蒙正、张居正……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和考试内容的局限性，它使科举出身的官员在知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更为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中国读书人在争取好的名次时出现工具理性优先于价值理性的状况，为其成为官员后的实用主义道德观，甚至大肆贪腐，埋下了极大隐患。以至当走进作品观明清的封建科举，沧海桑田之感令人不寒而栗，其对社会和文人的摧残与毒害，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客观来讲，程朱理学和八股文形式在科举考试中的广泛应用，并日趋固化，使这一制度成为国家推行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钳制读书人思想的一种有效工具。难以为封建王朝产出新鲜血液，沦为了社会的毒瘤。最终，运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晚清新政如火如荼之时，成为了弃儿。我们可曾设想，科举的兴衰与封建社会的进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一浮一沉牵动着中华民族的脉搏。

而吴敬梓先生在《儒林外史》中写尽了这一切的讽刺……

可以说，回眸一生，先生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极具变化性。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的看法发生了彻底地转变。因其成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大半于南京和扬州两地徘徊，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先生的身世经历使得他更易觉察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和社会的种种恶相。在与这些“上层人士”的交往生活中，他更是窥探到科举带给那个时代的恶俗与伤痛，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以及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可见，封建末期的科举制为害之深，影响之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先生正是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因此，我认为，吴敬梓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揭露和对艺术形象的塑造，使《儒林外史》这部杰作显得分外真实感人，恰“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遁形”一般。

《周易·系辞上》有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读罢，令我体悟颇深的当属先生对“文行出处”的看重了。同时，我把它理解为吴对全体读书人的一种寄托、一种希冀。平心而论，在王冕、杜少卿等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闪烁着作者自身的影子，自当从这两位讲起。

整部书，嵚崎磊落的王冕率先出场，自幼家贫而孤，但有良好教育的他孝顺懂事，成熟独立。他极度聪颖，亲近自然，追慕古贤，以段干木、泄柳为榜样，决不愿与世俗同流，屡次回避朝廷的举荐和征辟的举动，守道不仕，在当时的情形看来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当写道王冕所欣赏的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花，便觉得其返归自然的气韵和志趣可见一斑了。另外，让我羡慕和钦佩的是，他那非凡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预见性：先是朱元璋向他讨教得到“以仁义服人”的治国平天下的良策，还有他不和危素相与的无比正确，最精彩的是他对八股文取士的远见——读书人有此一条荣身之路，会把“文行出处”看轻。观其一生，虽并未践行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号召，但其能审时度势，对时下有着清醒而睿智的认识，重视“文行出处”，亦足以堪称封建文人的楷模。

如果说王冕的理想人生境界折射出了吴敬梓的精神追求，那么杜少卿的身世遭遇更是与其如出一辙。家室的显达与沧桑变迁促成了其多面化的人物形象。其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仗义疏财，帮助困厄，对杨裁缝、韦四老爷有难慷慨解囊，包括后来出资援建泰伯祠，近乎“平居豪举”。尤其，在真诚照顾娄老爷时，表现出浓浓的人情味儿，正是其摆脱了势力的真情体现。做真名士，鄙弃八股求官之路，挣脱名缰利锁，获得精神解放，“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才是让他真正高兴的事情。这些均与追逐功名富贵、趋炎附势的时代主流相逆，可以称之为“奇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杜少卿的学术研究凸显了其先进的思想，勇于提出自己独特的《诗经》观，甚至提出了号召尊重女性的妇女观。我想，说杜少卿是一个“古今难得的奇才”也并不算过。

鲁迅曾说，自己小说的创作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有言：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无疑，作者借塑造一个个沉浮命运来描绘了一幅科举时代的沧桑图，读罢，深感其运用讽刺的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当周进60岁尚身陷科举考试的最底层——童生，可叹一出歧视的悲剧；当其戏剧性的纳监入仕，高中进士“翻了身”，科举似乎是一场游戏，捉弄着形形色色的读书人。被同病相怜的周进高度肯定的范进，考过20余次，54岁才进学。中举前，从不被岳父看好，长期忍受着社会的鄙夷，这种煎熬，埋下了日后发疯的祸根。突然中举的巨大惊喜与几十年惯性运动的剧烈碰撞，以及社会地位的瞬间升格，彻底将范进折磨疯了。著名学者李汉秋说：“精神上的压力使他变得怯懦自卑，物质上的困顿又把他逼到了绝路，举业之神把他撇到深渊之后又突然抛到天上，他如何受得起这样的簸弄？”用这话形容一下矛盾的、可怜的范进再形象不过。

十年磨一剑，一部广受赞誉的著作能被评价为“伟大”，我想，大概离不开其作者呕心沥血所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鲜活形象，来针砭时弊、惩恶扬善，达到对社会的警示与改造。那媚上欺下、极尽巴结的劣绅张静斋，那吹、骗、赖、贪、霸五毒俱全的严贡生，那促使英才荀玫凋敝的“权变”知府王惠，那醉心于“求贤养士”以达扬名天下幻想的娄府公子，那沉迷“中了去”的八股宠儿鲁编修，那敦厚仁慈又麻木愚昧的八股选家马二，那热衷结交权贵、沽名钓誉的斗方诗人赵雪斋，那人品逐步变质的匡超人，那风流才貌“震江南”的名士杜慎卿，那插科打诨、恭维成瘾的揩油主季苇萧，那靠窃取牛布衣声名发迹的牛浦郎，那官高位重坚守本色不变的向鼎，那虽身处贱行但人品俱佳的戏子鲍文卿，那发起建、祭泰伯祠的正派“业余宰相”迟衡山，那才华横溢、自在悠然的庄绍光，那“天怀淡定”的“中庸之道”楷模虞育德，那勇于追求人格独立的奇女子沈梦琼，那“因公获罪”的萧云仙和“有功无赏”的汤奏，那坚守传统、反抗恶俗的虞华轩和“古君子”王玉辉……这些人物特点经得起细细品味，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足以令读者深思。同时，他们以点成面，近乎全面的展现出那个封建科举时代的风采与苍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想，将来的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讲回来，《儒林外史》对后世的价值影响有目共睹，不仅其讽刺的艺术手法被鲁迅先生等高度称赞并敏锐地继承、发扬，而且其多方面的警示对当代读书人和教育从事者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其中，令我感悟颇深的至少有二：其一，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君不见郭孝子因寻父亲走遍天下，造访深山古刹遇虎受惊，当找到父亲时，父亲却不相认，郭伏地大哭，坚持留下了作俑工维持生计侍奉父亲；君不见匡超人回乡伺候卧病在床的老父亲，每日竟只休息一个多钟头……而今，“啃老族”的队伍日趋壮大令人着实担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被视作看家、带孩子的“工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也”，子女在沐浴着父母无私的爱时，应懂得感恩、谋回报。其二，做学问应实事求是，靠弄虚作假以达沽名钓誉的目的难道不是一件可耻之事吗？范进科考谎报年龄，牛浦郎盗人声名发迹,被作者冷酷地揭露和讽刺。当下，学术界做科学研究的种种病态饱受诟病，假论文、假作者、版权纠纷等问题屡见不鲜……小说是针砭时弊、医治社会的手段，《儒林外史》无疑开创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先河，并将其讽刺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走向新时代，时当共勉，我们忘不掉《儒林外史》强大的精神内核。

一介儒生，以犀利的目光去发掘，以切肤之痛去书写，那个封建末期科举时代的沧海桑田……

2017级材料三班 张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