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负的海子曾豪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因为他觉得：“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隐痛。只不过再痛也是曾经，抵不过时间屠戮，终究麻木。
在如今这样一个远方作为地域概念逐渐消泯的年代里，与之有感情触连的人在逐渐减少，无论幸福或痛苦。抑或，随着地理上的距离被取消，远方已成过去，被泱泱风尘蹂躏成一种空灵的注记；甚至被误解为伪文艺的寄托，在虚伪抒情的漩涡里万劫不复。即便它曾是民族血液里涓涓不息的暗流，也难逃源枯水尽。
因而，一旦脱离了历史语境，很难再谈远方作为一个精神意指的内涵；就如遗忘一般，我们逐渐失去了对这个词的触感，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幸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展现了所需要的历史背景，或许可以从中探知一二。
（二）
费氏之言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意味着乡土社会求稳而不求变，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循环往复；从自然环境的制约，到似法的不成文的制度，一切都为人所接受而成共识，推演至整齐划一的熟悉和了解，世代传承。这是一个近似老子所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但却缺乏理想。
只不过，所谓“缺乏理想”只是形式结构上的特征，与内容不尽相同。毕竟人都是欲望的主题，终有人的需求超过单纯的土地供给，转而寻求一种更加丰富的趋于物质享受或能够一展宏图的生活。于是他的需求逾越了乡土这一看似广大、实则逼仄的地域狭限，他的理想只能存活在寥寥无几的比乡村规模更大的地域之中，或曰城市。何况古时落后的交通使方寸之地变成鸿沟，来去少则以日计，多则以月计。因而，乡土社会中的理想在远方。
过去工商为末业，惟读书是正道，对于那些出身乡土的人来说，他们更愿意在正道上沧桑，而非在末业里发迹；毕竟，学而优则仕。拿最成熟的科举制来说，赶考是其一大特色。十年寒窗苦读，待到赶考时节，筹盘备缠，路迢迢、水长长，远方的考场仿佛命运象征，是名落孙山还是金榜题名，理想就在百里外。这样的制度让远方成了读书做官的理想集聚地，绵延了一千多年。
然而，既然有人飞黄腾达，就有人空手而归；但败而不气馁，考场就在那里，再读些时日又是一条好汉。这种在此地与远方间辕辙仿佛乡土社会的循环，有些人在这样的循环往复里突出重围；也有人在漩涡中愈陷愈深，一如乡土社会中的一成不变一样，理想永远在远方。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所说的那样：“他所追寻的永远在自己的前方。”当然，如果是理想的不断更迭同样成立。不可否认的是，人在行走中认证了自己的生命力。否则便在日复一日的堆叠里消沉，不知老之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