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由柏拉图，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所著，事实上，这本书探索问题的根源在于其老师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追求的问题：什么是X？也就是追问一个东西的本质，这本书并非由单纯的理念出发进行阐述，而是通过苏格拉底与路人之间关于“什么是正义”的终极辩论，从而引发出柏拉图对于自己心中“理想国”的渴望与构想。
这里用我的理解给出关于契约论的正义观与理想国构筑的一段描述：
路人：
对于最好的情况：做了坏事不用遭受惩罚（最强者的境遇）和最坏的情况：遭受了不义还只能忍气吞声（最弱者的境遇）之间，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弱者逐渐联合起来，使大家都遵守一套规则，都按照正义的规则行事，如果规则违反就要遭到惩罚。从这个角度看，正义是弱者为了约束强者、保护自己订立的“契约”，也可以说，是强者向弱者的妥协，这就是正义的起源。
从古至今，人们赞美正义、批评不义，但是所有原因都是功利计算，就像父亲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所有人都说坚持正义可以得到好处，可以得到神的嘉奖，可以得到更多的朋友，可以让你在生意上得到更多伙伴，而不义会带来各种来自神和人的惩罚。人们希望正义能带来各种好处，不义会带来各种惩罚，但是要得到这些好处、避免这些惩罚，只要有正义的名声就够了，根本不需要费力去追求正义之实，如果要证明正义要好于不义，那就要把上述外在的奖励与惩罚全部去掉，证明在本质上正义是要好于不义的。
苏格拉底承认自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继续捍卫正义，他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的路，引入了灵魂与城邦的对比，用城邦中的正义来说明灵魂中（个人）的正义
苏格拉底：
此时让他说明正义要好于不义，就好像从远处看一排小字，非常困难，假如我们发现同样的字写在另一个地方，且字号更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看那些更大的字，再与原先的小字进行对比，看看是不是一样呢？
城邦的起源在于，任何人都没办法实现自给自足，因此他们需要共同生活和彼此协作，这就产生了最早的政治共同体。人们因为不同的需要产生了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艺，做到“一人一事”，此为“健康的城邦”。
随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城邦扩大，出现了奢侈品，从而发展出了“发烧的城邦”。
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和资源的相对稀缺成为了战争的根源，于是这个“发烧的城邦”需要职业军队，职业军人要有狗一样的素质，对自己人友善温和，对敌人凶暴猛烈。与此同时，需要“高贵的谎言”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不同人的灵魂里面混上了不同的金属，有些人的灵魂里面有金子，应当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一些人的灵魂里有银子，他们应当成为保护城邦的战士，还有一些灵魂里面只有青铜和黑铁，他们是城邦里面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三个等级应该保持清晰的界限，如果出现了混乱，这个城邦就要面对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理想国”。
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是为“四主德”。智慧属于统治者，使他们对于政治事务有良好的判断；勇敢属于护卫者，他们应当按照统治者的要求，认识到什么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节制属于整个城邦，是一种和谐的秩序，杜绝各种过分和僭越的欲望；而正义就是“一人一事”，就是城邦里的三个等级在统治者的主导之下，各居其位，各居其职。
灵魂就好比一个马车夫驾驶的由两匹马拉着的马车，其中一匹马为黑色，很野性，总是会把马车拉偏，另一匹马为白色，多数时候比较顺良，听车夫的话，但有时也会被黑马带偏。这里的车夫对应理性，黑马对应欲望，白马就是意气，即对理性和欲望产生的情绪性反应，有时意气会偏向欲望，有时意气会偏向理性。
对于灵魂中的“四主德”：灵魂中的智慧就是理性的力量，可以审时度势，给出正确的指令；勇敢是意气中的德行，它服从理性的指令，使人们坚守阵地、奋勇杀敌；节制就是和谐与秩序，体现在合理的意气的作用下不会产生过多的欲望；而正义，就是理性、意气和欲望这三个部分在理性的统领下各司其职、各安其位。
从这样一个角度，苏格拉底对正义和不义进行了解释：
如同城邦必须坚持正义，才能对内保证秩序，对外保障安全，灵魂也只有以正义的方式组织，才能保持健康和强大。因此，即便我们没有得到正义的名声所带来的各种好处，正义依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让我们的生命之源——灵魂处在健康的状态中。
以上就是《理想国》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我想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评价和解读。
第一个角度，我想谈谈保守主义和制度设计。
保守主义的知识论即扩展论，扩展论的观点就是每个人都很卑微，每个人所能知道的，每个人的理性所照耀的，只有那么一点，但是不同的人的细碎的知识，如果让它一点一点生长，再逐步拼接，也会长成一个很茂盛的东西。
保守主义者不相信制度设计，认为那些设计的、理想的、宛如天堂一般的存在都是幻境。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从整个变法的细则可以看出，它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呢，是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比如说其中的青苗法，青苗法就是政府可以将库存中的银子贷给百姓，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一方面这些银子放着也是放着，贷出去可以平添利润，另一方面这种贷款的利率要比民间的高利贷要低，这就缓解了民生的压力。可是这样一个为老百姓和政府都能牟利的机制，在实行过程中却遭遇了无数次的变形。
王安石作为宰相，地方官在接到变法命令的第一想法就是：宰相关乎着我的前程，这个变法一定要充分的施行下去。对于一个县官来说，他怎么知道哪个人需要贷款，因此对于他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摊派。而命令到了那些保甲长、贪官污吏身上，他们就会扯这个大旗去威逼利诱那些平时看不顺眼的人，与此同时，由于这其中产生的利润，不同级别的官吏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市场，最终落到百姓头上的利率，可能比那些民间的高利贷还要多。老百姓在不需要贷款的时候被强迫贷款，需要的时候只能去富户家里借高利贷，这样一来二去，一个看似美好的政策却导致了整个政体的崩溃。
事实上在1992年苏联垮台之后，中国从个人到政府对于制度设计都有着或浅或深的颠覆性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讨论是否让股市上市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先上市，好了就好，不好大不了再撤销嘛。所以我们遍观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政府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它不会从一开始就规划出什么什么样的图景，也不会一开始就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在一旁静静的观察，如果带来了发展，带来了交互与繁荣，就定下好的基调，如果是不好的或者是跨越性的，就根据实际情况去限制和调整。
在我看来，理想国终究只能是理想国，一个看似好的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形，没有人能完全参透，而一个真正好的制度，是要靠一代一代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才能试图去摸索和靠近的。
第二点，我想谈谈理想国本身存在的问题。
柏拉图用一个马车夫驾驶的由两匹马拉着的马车来比喻灵魂，并试图延伸至城邦的建设，用灵魂的不同部分来构建城邦的不同阶层，包括统治者、市民和护卫者。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因为有意气的存在，无论是理性还是欲望，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我们都有与之妥协的可能，而这样的决定，我们一生又会做无数次，究竟怎样才能判断出什么人适合当护卫者，什么人适合当市民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决定是在阶段性的变化的，比如一个人在孩童时每时每刻都听父母的话，在这样的积累下，难道他不会愈加产生逆反心理吗？或者说一个人在小城市里呆久了，他心中就愈加渴望去往更大的城市，这样的心理变化，不是说我们通过谎言、教育就能完全解决得了的，因为念头这个东西深藏在人的内心，什么时候会生根发芽？没有人会知道。由此看来，整个理想国根据人的特质来划分各个阶级的制度就自然崩塌了。
第三点，我想谈谈柏拉图。
青年时期的柏拉图住在当时希腊的雅典城中，以苏格拉底为师，时值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崇尚民主，而斯巴达是寡头专制，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冷战时期美国战胜苏联，雅典因其“泛滥的”民主，所终被斯巴达所击败，并建立了斯巴达的傀儡政权：三十僭主（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均在其中），并开始了残暴的统治。三十僭主被民主派推翻以后，柏拉图的两个舅舅身死，其师苏格拉底也因为所谓的“言论罪”被判处死刑。这对年轻的柏拉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真的是好的吗？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柏拉图始终试图对此进行解答，并提出了“哲人王”的政治理想：哲学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认识“好的理念”，如果哲学家实现了这个目标，也就意味着他同时认识了一切理念、一切具体事务，他也就知道了什么东西对于一个城邦、对于某个人是最好的，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成为统治者，因为只有他能够知道并且给城邦里的所有人分配最好的东西。
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从柏拉图一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设计”是因为现实的残酷性。回到他的那个年代，了解柏拉图当时的处境，也许我们会对其中蕴含的悲伤和理想有着更深的理解，然而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无论这部《理想国》对如今的社会有多少的可参考性，无论后人对其或褒或贬，它都影响了几千年来人们思想的进程，都是哲学史上一颗始终璀璨辉煌的明星。
2015级生医二班
章玉祥
作者简介
章玉祥，男，1997年生，共青团员，15级生医二班学生，团建中心骨干，2015.09-2016.09任学生事务中心干事，2016.09-2017.09任学生事务中心综合事务部副部长
